隆庆五年剩下的日子里整个内阁显得分明的平静。
自从张居正那次主动找了林晧然后便不再提及被他推崇为盛世之法的一条鞭法显得默默地处理手上的事务。
郭朴在上疏请辞被拒后偏偏还真的染了一场严重的风寒便索性称病在家却是彻底将事务全部交给林晧然。
只是让外界不解的是林晧然在抛出那份轰动一时的即位诏后却是迟迟没有后续的大动作。
当然这其实是一种表象林晧然虽然没有抛出法令但亦是一直一步步落实即位诏中的具体方针。
跟着那些急躁的年轻官员不同他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今百历帝年仅三岁留给他还有很多的时间却不需要急功近利。
不仅是下面的地方官员需要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而且下面的百姓同样需要一些心理准备故而有时候的慢反而是最快的方式。
在年底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将领的考核和清洗上却是要将地方卫所的毒瘤给拔除。
另外有鉴于现行翰林院培训储相的方式过于脱离群众他从中挑选一批优秀的年轻翰林官外放让这些担任国家未来的翰林官接触普通百姓的真实状况。
唯一比较明显的大动作则是推出的养廉银制定得益于现在财政的改善他决定让地方官员合法收入得到提升。
海瑞这种半年不吃肉的官员固然可敬只是天底下的官员不可能全都是圣人而且他们都有养家的责任。
京城的官员之所以能够接受低俸的工资待遇其实不是他们多么的高尚和爱国更多还是地方官员的冰儆、炭儆将他们喂饱了。
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朝堂林晧然实则正在一点一滴地治疗这个王朝的弊病驾驭着这个王朝驶向盛世。
百历元年如期而至整个京城越发的热闹却是显得越来越有年味更是隐隐有了一种盛世的味道。
春节刚刚过去以林晧然为首的内阁打响了新年的第一枪朝廷颁布今年的第一项新法令——摊丁入亩。
在明朝现行的杂税体系中不仅杂税的种类繁多而且征收的范围和群体显得十分的混乱。
像近年著名的徽州丝绢案一位世袭新安卫的湖广江夏普通弟子帅嘉谟想在徽州府衙里混得一个钱粮管事的书吏通过关系弄到徽州府衙户房繁杂户籍税粮账册后便埋头苦算起来。
然而帅嘉谟发现徽州府每年要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人丁丝绢”税目。
“人丁丝绢”本质是一项杂税却是要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折银6145两。
只是他下查徽州府六县分账之时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人丁丝绢”税目而其他五县均无此税目即徽州府这项杂税全部由歙县单独承担。
帅嘉谟很快将自己想要成为徽州府衙的初衷抛之脑后却是想要为歙县“伸张正义”当即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捅了出来。
在歙县乡绅的支持下徽州府很快便是引发了该由歙县单独承担还是应该六县共同承担的争端引起了一场惊动朝野的“丝绢案”风暴。
从“徽州丝绢风波”中不难看出徽州府一府之地的杂税都能够如此的混乱更别说下面的县衙。
事实亦是如此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大明县级的税种不仅巧设名目而且征收的对象亦是随心所欲。
除此之外大明现行杂税的征收对象是以“丁男”为计量单位但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却蕴含着一种更大的不公。
官绅阶层本质是特权阶层他们所面对的地方知县往往都是弱势的三甲进士或举人故而很容易出现压制地方官员的现象。
纵使仅是一些普通的豪绅但他们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族中的子弟往往在县衙的六房中办差亦或者是跟土生土长的胥吏相勾结却是很容易通过隐漏人丁等方式来逃避杂税。
正是官绅阶层通过自身的权势或资源造成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不公现象。
纵使是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其实仅是在“丁男”上的表面一体均当的公平但根本不能消除这种“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现象。
正是如此大明现行的杂税既存在着税种混乱且无序的问题亦有“富者少出贫者多出”的不公且征收的群体亦存在明显的偏差。
林晧然在看清大明杂税体系的种种问题后并不想做一个和稀泥的当权者亦没有打算讨好那帮掌握着土地资源的乡绅所以在将一府一县杂税全部简并一体的基础上选择推行真正能够惠民的“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结束以“户、男丁”为单元的征税方式而是采用以“田亩”为计量单元拥有田亩多的富人要多纳杂税而拥有田亩少的穷人则少纳杂税甚至不用纳杂税。
亦是如此杂税的负担直接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的人要多缴税土地少的人少缴税没有田地的人则不缴税。
地方官府不再免费奴隶百姓今后要搞什么大型工程却是由官府雇人代役从而奖励真正勤劳的人。
林晧然不知自己为何会魂穿而来只是上天既然给了他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他就不许华夏民族走上山河破碎的道路。
经过这么多年的朝堂争斗他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领袖那么便有义务改变这个腐朽的王朝带领华夏走向崭新的辉煌。
自己位极人臣不是辉煌联合商团坐拥天下金矿银矿不是辉煌大明海外开疆拓土亦不是辉煌真正的辉煌是大明民富国强。
在他的理想的辉煌里不仅仅是华夏能够无敌于海上而且底层的百姓不再遭受国家机器的压榨不需要耕种一亩三分却要肩负财政的全部收入而是能够像自己当年那般能够给自己妹妹扯一匹棉布、用上一盏油灯、吃上香喷喷的肉包子。
正是如此他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很难走的路但却是义无反顾地前行既要带领国家走上强盛亦要让底层的百姓过着富足的生活。
他相信只要朝廷能够真正体恤底层的百姓哪怕他哪一天突然不在了那么将会出现无数个像岳飞般的英雄来守卫这个相亲相爱的民族而华夏亦会永远傲立于民族之林。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百姓着想的好官啊！”
“可不是吗？我早说林青天是天下第一的好官！”
“你们都错了！林青天不仅仅是好官他更是咱们大明真正的贤相！”
这一项法令一经昭告天下当即引发无数大明百姓和读书人的强烈拥护很多人对林晧然更是冠予了“贤相”之名。
当然乡绅无疑是很难接受这个结果。在早前的“刁民册”中他们所藏匿的田产早已经登记现在摊丁入亩会大大增加他们在杂税上的开支。
不过他们纵使有万般不甘现在的林晧然的相位即不可动摇亦手握着天下军权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情况似乎还可以乐观一些。大明朝廷近些年重水利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多乡绅得益于水利建设所带来的丰收亦不见得全都痛恨林晧然。
在摊丁入亩发布的当月大明朝廷接着推出了影响更大的金融法案。
大明建国之初朱元璋以强硬的手段打击民间的金银交易却是想要打造了一个以大明宝钞为核心的货币体系。
只是大明宝钞并没有健康财政的支持在初期宝钞体量较少且借助强权还可以勉强运行但随着当政者疯狂发钞来解决财政开支问题这个体系很快便崩溃了。
到了如今大明宝钞几乎没有了流通属性却是早已经被金银所取代现行的杂税都是以白银为结算货币。
不过这里无疑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由于华夏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却是无法调节本国的经济且很且容易受到拥有大量金银的西方力量的冲击。
最为重要的是华夏没有属于自己的货币体系可能可以比肩西班牙的海上霸主但无法真正影响全世界。
林晧然作为一个后世之人却是知道金融的威力更是知道在大航海时代中打造自己货币体系是多少的重要。
在内阁形成统一的意见后他亲自前往坤宁宫游说陈太后而后决定抛出属于大明的新官方货币——百历银元。
百历银元暂且仅发行一钱银元和一两银元两种面额材质均采用纯银加入镍、铜铸造单是实物的价值便已是不低。
有鉴于不受限制发行的大明宝钞信誉崩塌的教训百历银元并不是由朝廷铸造和发行而是交由联合钱庄所代为发行。
跟当年大明宝钞只发不回收完全不同朝廷今后的税收只收取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正式确立了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的官方货币地位。
普通百姓既可以用自己的碎银和铜钱到联合钱庄换得百历银元亦可以用百历银元到联合钱庄进入兑换金银却是保障了百历银元跟金银的兑换。
正是如此联合钱庄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央行。
林晧然深知竞争才是发展的原动力故而在金融法案中亦是向民间放开了金融业。
朝廷除了继续打击高利贷外允许民间建立以百历银元为主要货币的地方性银行从而加强了百历银元的流动属性。
正是如此在大明宝钞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却是没有让白银成为官方货币而是将官方货币的使命交给了联合钱庄。
当然很多保守的土财主亦不会轻易认可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将金银窑藏到需要办什么大事才选择用金银换取联合钱庄的百历银元和联合银票。
只是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毕竟任何一种转变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呈现着一种缓慢的大趋势。
随着这两项法令执行而新的征税系统正式运转的时候百姓很快便知道这两项法令的优劣。
底层百姓无疑是懂得精打细算的却不管当权者吹得多么天花乱坠但他们都牢牢地盯着一年的支出和留存。
尽管他们都知道林晧然是一个好相国只是他们到联合钱庄换足百历银元而后到县衙缴纳杂税的时候却是感觉一切都宛如是做梦一般。
很多百姓在缴完杂税之时却是向书吏一再确认他们有没有算错这是不是真是他们本年度仅需要交的杂税。
书吏原本还耐心地进行回答最后实在是不耐烦了只好站上书桌对着后面排队的百姓再度讲解起摊丁入亩。
一些智商比较低的百姓对着摊丁入亩还是有所不解只是看到本县首富缴上一百个百历银元这才恍然大悟起来。
敢情是有田的多缴少田的少缴无田的不用缴大明朝廷这是在偏帮着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
当然这亦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以前大家都想着如何积攒更多的“祖产”只是现在多田则要承担更多的杂税却是让很多人选择望而却步了。
毕竟购买的田产仅靠耕种的话起码十几年才能收回本钱而现在又要多缴杂税这无疑是加剧了田亩的成本。
正是如此在摊丁入亩和金融法案推行不久全国田亩的价格出现了小幅度的下滑。
时间眨眼到了三月中旬整个京城显得十分的热闹。
京城的百姓发现京城多了很多奇装异服的番邦人这些番邦人对大明的商品极度好奇同时还带着大量的奇珍异宝在这里出售。